蒋方舟:马拉松是中产无声的广场舞

戒糖,戒油,戒一切因为过于幸福而让灵魂出窍的食物。

马拉松广场舞

说实话,我很害怕在朋友圈看到人晒长跑之后的照片,直视镜头的脸面色潮红,全身汗湿,裹在紧身衣里。看人在严酷环境下的马拉松照片更紧张:晒伤的身体,起泡的双脚,皮开肉绽的肩膀。

我是青春期受张爱玲影响的文艺女青年,对于文明世界有着畸形的向往,贪图享乐,喜欢吃奶油蛋糕,喜欢包裹在华丽的袍子里——即使袍子上长满了虱子,也胜过青筋毕露的身体。

我仔细想了想,我不敢看人长跑后的照片,就和张爱玲抱着牛奶瓶面无表情地穿过病人呻吟的病房一样,是对受苦的一种回避。看到大汗淋漓的身体,我并不觉得性感,只觉得好惨。

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产爱跑步?因为跑步是一种苦修。而苦修,是对过剩的回应。

食物过剩,糖分过剩,卡路里过剩。而互联网创业的热潮中,很多人的很多努力,都是为了让别人更懒一些,人和食物之间的距离被缩短了,食指一动,就等着外卖小哥的敲门。

我们的社会充盈而饱和,由一个肥胖者的社会进入了一个厌食症的社会。

——中国最先胖起来的一代诞生于饥荒之后,饥饿的记忆告诉他们的大脑要不断储存热量,因此对于食物有着穷凶极恶的热情。肥胖者说:“我什么都缺,所以我什么都吃。”而新型的城市中产说:“我什么都不缺,所以我什么不吃。”

戒糖,戒油,戒一切因为过于幸福而让灵魂出窍的食物。在跑步这个近乎受苦的单调运动中,把过剩的能量呕吐出来,中产再次掌握了自己的身体。

受苦对于中产是陌生的身体经验,对于富人阶层更是。跑马拉松的潘石屹和登珠峰的王石是中产看齐的对象,我相信潘石屹和王石并不是为了作秀,以及为了征服的虚荣而运动,而是真的享受这种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来说遥远而陌生的身体痛苦,痛苦放大了人对身体的知觉,痛苦让人感觉到自己正在活着。

现代科技的发展与其说“解放了身体”,倒不如说“剥离了身体”,工具代替了身体的功能,中产要借助马拉松找回自己的身体。所以,你很难想象一个重体力工作者,或是一个快递小哥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决定在城市公园跑个步。

跑者很爱说的一句话是“跑步是一种宗教”。

我在东京居住时住在皇居附近,绕着皇居跑步一圈刚好是五公里,沿路有专门为跑者提供饮用水和休息的地方,是东京的跑步圣地,据说是村上春树爱跑步的地方。我为了偶遇村上春树,连续半个月每天去跑步。

跑步的人很多。他们白天是坐地铁的上班族,穿着米色或黑色的商务装,地铁门一开再一关,他们的疲惫和麻木又加深了一层。到了晚上,他们换上专业的跑步服,庞大的上百人的群体呼吸在同样的频率之下,在窄窄的跑道上连绵不绝,其仪式感就像是参加弥撒。

波德里亚非常刻薄地这样形容跑者:“我们可以拦住一匹发狂的马,却拦不住一个正在慢跑的人。唇上泛着白沫,全神贯注于内心的倒计时,全神贯注于他进入反常状态的那一刻,此刻千万不要拦住他问时间,他会把你吃掉。”

这种沉醉是宗教性的。跑步的确具有宗教的一些特征:人群聚众,大脑中分泌出一种宗教性的欢愉,因为聚众,这种欢愉又变得更为强烈。

在缺乏宗教的社会里,中产急需这种宗教般的欢愉来缓解自己的焦虑和压力。中产的压力是方方面面的:一方面是日常的琐碎,刘震云二十年前写的《一地鸡毛》依然没有被扫走,妻子孩子保姆单位的是是非非确凿地存在于生活的每一天;另一方面是“均质”的焦虑,是每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共享的,雾霾和地沟油,诈骗和毒奶粉,房价和养老,股票和医疗,它们既抽象又具体,如乌云般遥遥而至,压在每一个中产的头顶上。

跑步所带来的愉悦成为缓解这种焦虑最好的方式。关掉糟心的新闻,远离唠叨的妻子和讨厌的同事,把孩子的吵闹遗留在身后,关上房门,换上跑鞋,戴上耳机,美妙的协奏曲取代了嘈杂与抱怨,肉身与灵魂瞬间进入真空。

“运动让人产生愉悦”这一点似乎有科学的解释。在一本几年前风靡全世界的畅销书《运动改造大脑》中,作者写道人的身体里有一个内在的止痛分子机制,效果就像吗啡。内啡肽减轻身体上的疼痛,同时在心理上产生快感。

在剧烈运动的时候,内啡肽能够镇静大脑并且缓解肌肉疼痛。他举了一个例子,一个马拉松选手在参加波士顿马拉松比赛时,在起跑线附近就被塑料袋绊倒,膝盖着地摔在人行道上,他爬起来继续跑,直到接近29公里时,肿胀的膝盖还是罢工,大腿骨折了。而他在此之前根本没有注意到,这是内啡肽的麻痹和镇定作用。

后来,也有科学家指出长跑者的内啡肽是无法进入大脑的。无论如何,当一个人心情低落时,他大脑里产生“运动会让我心情好”的自我暗示,当他的双脚踏实而轻快地落在地面上,不管那种化学物质是否瞬间在他的大脑中绽放,跑者都认为它奏效了。

所有的运动都能让人产生愉悦,比如打篮球、踢足球,再比如,广场舞。为什么中产会选择长跑呢?

宣称“跑步是种宗教”的中产阶级并没有资格嘲笑跳广场舞的大妈。除了装备不如跑者,背景音乐落后了二十年,其实两者没有太大的区别:同样欢愉,同样缺乏对抗性,同样切割城市空间,参与者同样热情地邀请你加入他们的队伍,传教士一样伸出双手。

可鄙视链却依然真实地存在着,最大的原因就在于:广场舞不够中产。中产需要自己小群体的阶层认同。

当中产刚刚开始在俄国流行时,纳博科夫是这样刻薄他们的:“他们被两种相抵触的渴望煎熬着:一方面他想和所有人一样,用这个用那个,因为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这么做;另一方面他又渴望加入某个特殊团体,某个组织,俱乐部,成为某个宾馆的贵宾或者远洋航班的乘客,然后因得知某集团的总裁或欧洲的某伯爵坐在自己身边而欢欣雀跃。”

跑步不仅仅时髦,而且像是某种成功人士的标配。中国的企业家和企业高层们为了显示自己的追求,纷纷把马拉松的奖牌当作自己的勋章。而中产选择跑步而非广场舞来锻炼身体,显然是因为跑步更像是身份的象征。

乐观的人会把跑步的中产看作阶级自我意识的觉醒。

中产在财富以外,开始关注健康,并且以此为起点,开始关注一些大于自身的东西,比如大气环境、食品安全、医疗健康、公众权力、财富安全。跑步既是一种焦虑下的反映,也是一种自救。而跑者彼此抱团,更让人有一个政治群体崛起的集结号已经吹响的想象。

然而真的是这样吗?西方的中产开始追求一种戒糖、长跑、岁月静好、去政治化的生活方式,是因为某种社会规则已经成为了共识。而在中国,这种规则与底线并未形成,当奶粉出现问题,中产开始寻找代购;当疫苗出现问题,中产去香港打疫苗;当空气出现问题,中产戴上口罩继续长跑。

很多中产并不认为自己有着推动社会变革的责任,而仅仅是想通过长跑和秋葵把自己修炼得百毒不侵,水木清明。

然而,我们并没有办法指责中产的犬儒和自私。他们仅仅是无力,在无力与无力的每一天交替的缝隙中,大脑中借助运动而产生的内啡肽,那半真半假的愉悦与沉醉,便成了生活中最大的安慰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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