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身狗许知远:我不喜欢房间里有别人

宫崎骏曾说,当一个男人步入中年,他就变成了一头猪。“猪”这个意象在宫崎骏的电影里多次出现,比如《红猪》的主角,和《千与千寻》里的父母。你可以把他们看作自我被现实的洪流所淹没的大人们。

独居是抵御变形的方法之一,它可以让我们认识和保持自我的独立与完整。在世界范围内,独居潮随着个人主义兴起而盛行,放弃稳定关系显然是有代价的,但“这就是浮士德式的交易”,我们渴望陌生,新鲜的经验超过稳定带来的所有,宁愿放弃温暖舒适,从而换取自由带来的感受力,这只是一个选择。

我们拜访了许知远、姬十三、赵梁三位男士,他们来自文学、互联网、艺术等不同领域,因为各不相同的理由选择独居。我们聊了独居和事业、社交、婚姻之间的关系,我们看到独居的人需要更多地面对自己,对自己负责,追求自我实现;也看到独居让人变得主动、丰富、有趣的可能。

独居者曾经需要面对许多独自生活的人生挑战,好在随着共享经济时代的到来,人们已经乐于接受广泛的私人生活被商业外包,传统家庭的功能被共享经济部分分摊,这让独居者在保持自由的同时,也享受群居的便利,独居正成为人们现代生活的新常态。

编辑:曾鸣 采访、撰文: 包丽敏 摄影:吴博

许知远:“我在一个人的时候感受力最充沛,内心最镇定。”

县里常委家排行老二的儿子和公社书记家排行老四的闺女年龄相当,从未见过面,就被定下了婚约。他们毫无选择地准备与对方共度一生,像那一代绝大多数人一样,默认了生活的标准路径:结婚,生育。因此不难想见,若干年以后,当他们唯一的儿子许知远迟迟不婚,年届四十仍固执地孑然一身,他们会觉得这是多么不可接受。

多年来他们忧心忡忡,再三催促,直至近年双方爆发了一场极其激烈的冲突,却始终没能让许知远妥协。“我不在乎他们的看法,因为不重要,这是我的生活,不是他们的。”

其实,这些年里有那么一两次,许知远闪过结婚的念头。这其中有赌气的意思,“被催得烦了,你非要结就结呗”,当然交往的姑娘也的确可爱。但最终,作家发现自己既不能为了父母也不能为了姑娘而放弃自由。

他知道自己更想要什么样的生活。他渴望崭新的经验,渴望生活随时可能被某一种理念、某一个人、某一段情感带到另一个地方去。少了正常的婚姻家庭生活中某些世俗的限制和束缚,独居生活蕴含着更大的丰富性和选择性。

一定程度上,这里头有许知远对正确生活的反抗。当他还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时,一度以李敖为精神偶像,读到李敖因不愿屈服于传统礼俗,在父亲去世后拒绝拿着哭丧棒当孝子;春节不愿与家人吃团圆饭,宁肯躲进房间看书。“我被李敖影响坏了,觉得一个独立的人格就是这样的。”他说。青春期的许知远就开始有意识地反抗家庭,反抗他军人出身的父亲试图对他施加的父权制、家长式的权威。父母那一代人过多地被时代裹挟,被秩序同化,而他要叛逆。自20多岁以写作声名鹊起,他几乎总是顶着一头既愤怒又文艺的蓬松鬈发。他批判时代,也自我内省。对于什么是好的生活,他不想屈从于世俗的标准。

更重要的是,许知远喜欢独居。孤独使他敏感,带给他创造力。“我在一个人的时候感受力最充沛,内心最镇定。”对他而言,除了极少数愉快的交谈和真正亲密的关系,大多数时候别人都是分散注意力的,是需要花费力气去应对的他者,而“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跟整个世界交流”,“独处是我生活里最幸福的时刻之一”。

很长一段时间,许知远喜欢在“闹市”写作,他遍访北京的五星级酒店大堂,独自坐在那里的商务吧或酒吧。在那种热闹却不嘈杂的环境里,在来来去去的陌生人当中,他寻找到另一种独处的感觉,“那个时候自我会更清晰”。

有位杂志记者近年曾拜访许知远的寓所,后来写下的描述,或许可以看作这位作家独居生活的某个断面:“站在他的家中,似乎置身赫拉巴尔笔下庞大的废纸回收中心——四周是几百公斤的黑格尔、哈维尔、奈保尔,以及里尔克、德鲁克和遇罗克。你几乎找不到安心下脚的地方。从客厅穿过卧室到书房,你必须迈过一堆‘晚清’,扶着满墙的‘民国’,才抵达‘欧洲’昨日的世界。”客厅茶几上,是隔夜的威士忌、不常用的烟缸、喝剩的速溶咖啡、阿勃丝的影集、LouReed的唱碟,以及成沓的文稿,等待它们的主人临近中午时分醒来。

在诸如此类的独居状态中,许知远沉迷于阅读和思考,在观念世界和现实生活里游荡、探索,多年来持续勤奋写作,保持着知识分子式的观察和批判。

他曾经尝试过同居,可是,“已经是非常好的女人了,还是有很多想逃离的冲动”。

“最大的束缚是什么呢?”我问。

他想了想:“我不喜欢房间里有别人。”

“哪怕是心爱的女人也不行?”

“不能老是吧。”他笑。

在他看来,任何亲密关系都可能导致安逸与自我的减损。然而放弃稳定关系显然是有代价的,但许知远说,“这就是浮士德式交易嘛”。他渴望陌生、新鲜的经验超过稳定带来的所有,宁肯放弃某些温暖、舒适的东西,从而换取自由带来的感受力。说到底,对他这样一个作家而言,对于写不出更好作品、生产不出新东西的焦虑,要超过对温暖的渴望、对孤独的恐惧等等一切。

他同时也清楚,这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的人生还处在旺盛期,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支撑这种生活。如果有一天开始陷入年老衰败的无能、无力,那时会怎样选择,他目前不知道。但至少当下,他是不愿把婚姻家庭当作为晚年买保险而忽略此刻感受的。

“我没想过衰老,”他盯着我,直白地说,“某种意义上,我是个浅薄的乐观主义者。”

然而许知远热爱的独居生活这两年正在遭到某种“摧毁”。肇事者是一部iPhone手机,或者确切说,是智能手机里那个叫微信的App。5年前许知远到剑桥大学访学,那时他带的是一只诺基亚非智能手机。在那个陌生的国度,他感受到无比强烈的孤独感,这种孤独感迫使他大量阅读、写作、与陌生人攀谈。而当他2013年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时,他带上的是iPhone。于是微信填补了他在异国的寂寞时光,极大减少了孤独感。打开手机,熟悉的朋友们都在,可以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。那一次游学,他深感错过了本该被孤独更好滋养的时刻,收获寥寥。

“我掉入了微信的陷阱中。”他后来在一篇专栏中这样抱怨。而他至今没能摆脱微信,“如今我触碰这个白色金属物体(指iPhone)的时间超过了一切……有时,我要刻意把它扔进书包、塞进沙发的缝隙,总之,让它离开我的视线。它带来两种后果,在最初的10分钟,我会感到巨大的焦躁,希望重新看到它,倘若我能度过这最初的时光,接下来就会是安宁与专注,眼前的书籍与思想变得清晰、丰富,我能在字里行间读出新的想象。但大部分时刻,我失败了,忙不迭地从书包与沙发里找出它,看看是否有人给我发了新的信息,或是朋友圈中有人贴出了新照片与文章,或是对我不久前分享内容的点评……”

阅读时间、思考时间、写作时间以及闲散时间不可控制地被蚕食,深入畅快的东西越来越少,取而代之的是各种跳跃,不断被抓取、不断被抽离。“你的脆弱性,你对孤独的恐惧,全被它引诱出来了。”他愤愤地说。

现在他尽量把微信只当作一个通讯工具,把朋友圈关闭起来不看,但有时又忍不住要去打开。他自己的朋友圈大多分享单向空间的系列公号推送的文章,但有时也不仅于此。比如接受采访的几天后,他深夜贴出一张照片:一杯红酒站在一堆书籍中。配文里说:“一旦在夜半的办公室,一股失败的创业者加失败的作家的混合情绪就混在一起涌来,只好努力成为一个成功的酒鬼。”

朋友们很快有了评论。那一刻,房间里没有别人;那一刻,房间里有很多别人。

编辑:曾鸣 采访、撰文: 杨眉 摄影:吴博

姬十三:和他人的关系“维护成本太高”

北京马路早9点钟的车潮里,颠颠晃晃穿跑着一种三轮小车“三蹦子”,车厢像方角钢皮的大垃圾箱,刚刚钻得进一个乘客。不是起步价连着涨到十几块,快比得上手机打专车,姬十三还会搭这种小车上班。寸地尺天,涅白的小玻璃窗外面总是那一截子街景不变,除非商店自己倒闭。北京这座“了不起的大城市”跟他好像也没什么关系。玻璃外面的雾霾好像也没什么关系。

“即便我身困果壳之中,仍自以为是无限宇宙之王。”他想到哈姆雷特这句台词,给自己公司定下了“果壳”的名字。逼仄的空间,无所不容的好奇心,关于原子、宇宙和生命。后来办“果壳”的交流会,题目又叫作“阁楼里的博物学家”。

他在上海博士毕业以后来北京,给报刊和网站写科普文章,也组织人做公益的科普博客,渐渐办出“果壳网”这家科技主题网站。父母在浙江舟山的小医院里工作,不是医生。他毕业以后的8个月里没找工作,做自由撰稿人,父母没说什么。上大学时想了解“生命的本质”填报哲学系和生物系,父母也不说什么。只有在他老不结婚这件事上,时不时提一句,“弟弟结婚了”,“妹妹结婚了”,“弟弟生小孩了”,“妹妹生小孩了”。

他显不出是七七年生人。给自己写过一次征婚启事,也说是“老青年人”、“长期官方80后”。一米七多的个头儿,寸头圆脸,学生样的粗框眼镜,江浙人常有的小口细牙,说话糯搭搭,一股耐心。身上衣服只认两三个牌子,一色头的衬衫买二十种颜色换着穿。秋冬还有两件孪生兄弟样的黑马甲来回换,配牛仔裤或者黑西裤。

他坐到位子上,天天有一碗豆浆、两个鸡蛋放在那儿。中饭、晚饭也都是公司餐。一出去吃就嫌麻烦,总是不走出公司太远,一样的餐馆点一样的菜。9点钟下班回家,沙发上懒一会儿,想公司的事情,发呆,洗澡,床上看书,一两点钟睡觉。醒来又是一碗豆浆、两个鸡蛋。

“不会觉得每天像驴推磨一样吗?”

“对。我看你们再看自己好像是特别无趣和简化的状态。后来会想——为什么我过着过着,就把生活过成这样。”他笑笑。但是也想得很清楚。创业太消耗心智,衣食住行照着一套过,不拿主意,可以少占一点儿心智的带宽。

周末不出门。聚会活动去十次能有两次还不错,其他八次都是充数。好像不该那么重效率,但不自觉地就这样,“冒险成分”太大的事不做。

接受访问多了,“你最如何如何的一件事”,他发觉老是答不上这种问题。每一天都没什么可以冠上“最”字,来比之于前一天和后一天的。他记不住生活当中的细节,记不住人的脸。台上听完一个人演讲,台下去跟另一个人握手:“你讲得太好了。”他看过时间心理学方面的书,一件事如果不带来新鲜的刺激,就不在记忆里占据时间段,例如是刷牙。年纪越大,生活越来越熟悉不过,大部分事情都摒弃在记忆外,就觉得时间过得飞快。“成年人来讲,记忆的时间段,前十年是后十年的根号二倍。”他手指在半空中画个根号的形状出来。那已经是十年前他写在一篇科普文章里的内容了。

五年前的征婚启事,微博上被转发了一万多次,收到一千多个女孩子的邮件。他倒不记得写过自己什么了。那一千多个女孩子,没见上几个。还是冒险,效率低。

“跟陌生人打交道对我来讲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,比较内向吧。我真的一定要去认识,还是要有一些心理建设。”

姬十三是笔名,读博士的时候就背着导师写稿,拿那时候女朋友的学院编号“十三”做名字。既然想过要一辈子写作,好像也跟为恋人文身一样的愣乎乎。上海话里说“十三”,有痴傻的意思。

征婚启事他本来当作个漂流瓶,想象它不声不响,总有天辗转到那个一切条件相称的女孩子手里。但实际上,不仅帖子在社交网络上传开了,线下还有传媒公司帮他印成广告,在京沪的饭店派发。他有朋友去吃饭,打了个包,放进冰箱。第二天姬十三那张笑脸从她冰箱里出来,告诉他,“然后就疯了”。征婚这事从此停掉了。

他还是期待结婚生子,同时继续按部就班地生活,尽量推避交际。理智上讲,他在一天十个钟头的工作以后根本顾不过来去找到一个理想的人,发生一场恋爱,后面的“维护成本也很高”。他也期待以后去各种各样的城市居住,讲过几回了。理智上讲,也知道会被工作长久地缠住,“也就想想吧……宅人总会想象自己变得更不宅和更自由”。

每次写新年愿望,他总有一条:不宅。但跟着下来的一年都觉得只有比前一年更宅。可以连着四五天不出家门,“还,觉得蛮愉快的”。看书,看电影。一直想写书,科幻小说,互联网社会的报告,细节想过一圈,后来又都淡忘掉大部分。

住着的这所二手房像活的一样,每隔几个月张眼就能发觉新的东西。前面主人的东西,一件一件自己长出来。几盆植物发现的时候,不知道死了多久。他几次说:“我以前也不是这样的人。”

以前养一只乌龟,要去菜市场买鲜肉回来剁碎喂给它,吃饲料养的不好。

以前喜欢组织大家旅游,做功课,行程打印出来十张A4纸,路上碰到其他旅游的队伍,还会结伙。现在跟着公司旅游,完全没有雄心,把他安排到哪里,他听从着走就是。

以前一旦有自己的空间,就想要布置。他看过一种楼梯设计,每级台阶底下空心,储满书。他对纸书堆砌的处所永远有向往。老家舟山是座小海岛,直到出去上大学,才知道外面的人走亲戚是不坐船的。人家听他把地方形容得多么束狭,寥落无物,也问他踢个足球会不会把球踢到海里去。海水从滩涂上洗下去,染着淡淡的坚果颜色,小岛仿佛也是围住人的一枚果壳。书里才是万千宇宙。小时候他花五分钱,在书摊看一下午的书,后来去家旁边的图书馆看。这两年忙,出差的时候机场书店也会去站一站。

现在的房子里有楼梯,台阶下空心的,他没放书。架子桌子上书摆不下,就往墙边垒,横直都懒得垒齐,乱石参差,比窗帘下摆稍矮,不影响拉窗帘。

近三个月同事替他跟公司的保洁阿姨讲好,兼职做他的家政,“她会帮我打扫、洗衣服……呃,对,换被套。”咳嗽似的笑起来,“我觉得这是人生巨大的变化,生活质量上升了一大截。”

提出去他家做采访,他“啊?”一声,像给人开了玩笑。讨价还价,说好给他收拾两天再去。隔一天又在微信上说“心理建设没通过”,替我考虑补全的办法。我让步说不去了。“你是好人”,附上两朵开心的小花,又把家里拍了照片发给我。

很难得的,有个喝酒的晚上,许知远问他:“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?”

他说:“当下的生活怎么样没那么重要……要活到科技极大地改变我们生活的时候,好像是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情。——对,我相信我们都能活到一百五十岁,相信我们未来的智力会是现在的10倍以上,相信对世界的感知会极大地丰富,我想去体验这样一些变化。”

他过去研究神经生物学,想写的科幻小说里有一部是,研究瓶颈取得突破,可以批量培养脑力发达的超人。

“你最想要达成的事情,居然是等着外界给你的?”

“但我决定去努力看到那个状态啊……”他闷声了一阵,半醉半困,也解释不出现在怎么过算是努力。他永远什么都好奇,什么都想见识,后面跟着一个磨吞吞的自觉——“但是我其实不太会去做,我执行力差”。工作上同事倒都说他执行力强。其实是,力气就这么多,一块饼大,几乎全掰给工作,另只手上剩点儿屑屑子,就是他的生活。也没什么不好意思,都是他自己决定的。

酒醒以后他又说,他一直都想去找那些属于未来的东西,“不光是自己去看到,还要带着更多人去看到”。

那是他要从浩渺嶙峋的世界里剖剥出来的一枚核心,果壳里的仁。

“人生有很多假设其实是没法完成的。所以知道什么不可以,知道什么不能,就是你可能三十多岁之前觉得自己无所不能,但是突然到了一定年龄就会发现‘不能’才是更大的一个比例。”

有时候也会羡慕别人过得宽阔热闹,微信还是照样留着几百个未读的红点不去消。提不起劲儿一个个回复人家,只限于工作上最要紧的一些人。朋友里一定有觉得他不近情理的,他自己要舍得。孤单无非是某种化合物的分泌造成的。做运动,刺激出一点儿使人心满意足的催产素,“克服一下就过去了”。

“学生物的人,会不会觉得人怎么这么无能?其实就是这么一堆东西而已。”

“但是这么一堆东西居然可以组成一个人。人和猪看起来化合物质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不同,但是这一堆东西就可以不一样。你会惊讶和赞叹。”他说。

━━━━━

编辑:曾鸣 采访、撰文:靳锦 摄影:Santiago Barrio

赵梁:“那个东西拴不住我”

穿长及脚踝的牦牛绒大氅,背柿子染的包,19年未剪过的长发飘在脑后,赵梁有一种不融于人群的气质。他知道自己特别,并致力于保护这一点——为了避免被人注目,他基本不坐地铁,实在没办法,就把头发藏进帽子,“要不然大家会觉得这是什么人?”

他很清楚自己是什么人。生活中百分之四十的时间他是卓有成就的舞蹈家,是中国第一个获得首届国际舞蹈比赛现代舞最高奖项“罗马奖”的人,刚二十出头的时候,就曾夺得国内专业舞蹈的各项大奖。最近几年,他连续创作了“东方灵欲三部曲”《警幻绝》《幻茶谜经》《双下山》等作品,令业内极为瞩目。

生活中另外百分之六十的时间,他一个人待着。没有人生角色,没有任何的身份隶属关系,只有自己。

为了更好地“待着”,他在北京附近的山上租了一栋300平米的平房。砖上刻着“1981年5月25号建成”,比他小了3岁。房子多年没人住了,很破败,赵梁重新刷了清漆,盖了厨房和厕所。堂屋地砖缺失了一大块,他涂上天蓝色的颜料,看上去好像地面上泼洒了一摊水。

他在看一本讲建筑的书,并考虑去学习古琴。闲时会打打坐。当卖菜的车开进村子里,拿着喇叭叫卖蔬菜,他就去买一点儿,再从山上拾些木柴烧。他是全村人议论的对象。大爷大妈经常用碗装着玉米茄子或者刀削面,门都不敲地进来看他,问,你穿的裤子为什么裆那么低?像裙子一样。你是道士吗?不是。那怎么还不结婚?我给你介绍一个吧?我不需要。

因为即使人与人之间简单的互动也令赵梁疲于应付。不管家庭还是伴侣,“她给你一个东西你要有反应的,你给她一个东西她也要回馈的。这是两个人之间的东西,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需要你去花时间维护的,需要不停发生的。”

他过度敏感,家里不能放剪刀,看见尖锐的物品对着自己会很不舒服。“如果突然间有一个跟我一样、活的、一个会呼吸的生命体出现在我的房间里,我会觉得有压力。”他对我说。朋友来家做客,他能不留夜就不留。

于赵梁而言,这种对周围事物强大的感知能力,以及自己丰富的想象力,应该主要被用在艺术上,而不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日常生活。他12岁离家去学习舞蹈,19岁考取当时中国第一个现代舞团——广东实验现代舞团,并充分将自己感性的一面推至高峰。他会在下大雨的时候脱光了在操场上跳舞,或者把自己埋在跳远的沙坑里。一次户外的环境即兴创作,他跳了10分钟,“跳进去了”,开始吃土,“像个动物一样,就完全跟大地融在一起。”老师像抱着婴儿一样拍打他,好几个人压着他,他才慢慢恢复平静。

那是危险又近乎通灵的状态,他指着面前的杯子回忆,“好像我能够穿过这个杯子的感觉,好想叫。”

与万物通达的感觉,是赵梁创作的源泉。“我不是说靠某一种具体的方式而进入到创作的状态,我是靠这种打了引号的‘灵感’。那什么是‘灵感’呢?它就是一种感觉,一种你不能够拿语言或者说拿标签去覆盖的感觉。”

他需要保持这种感觉,仿佛浑身布满了接收信息的天线,一个“你好、那个是谁谁谁”的社交场合,充斥着干扰自然信号的杂音。他会觉得自己太突兀,很难融进去。好像披头散发挤在下班高峰期的一号线地铁。

因此,混圈子是一件困难的事情。大家在一起通常是喝酒、K歌,开心就唱一段跳一段,他试一两次就放弃了。“KTV我觉得是很妖魔的地方,”他说,“是人在宣泄的地方,喊,他们需要一个出口。”那里飘满了愤怒的、压抑的、自我膨胀的情绪,“我觉得很脏。”

24岁时,他放弃了去中央民族歌舞团当首席的机会,“那个东西拴不住我”。他渴望不被体制约束的自由,以及无法预知的、不受控制的人生。他开始一个人到处游历,去了云南、西藏,在30岁以前,去过三十多个国家。

在路上的新奇感,异国的陌生感,将熟悉生活中日渐懈怠的感官完全打开。他需要解决很多平日不假思索的问题,怎么找水喝,到哪里吃饭,路该怎么走。“你会有一种要去了解(的愿望),自然你的身体是张开的,你在捕捉很多东西。”身上的天线开始嗡嗡运转。“我觉得人就特别像个人。”

赵梁曾应瑞典国家剧院艺术总监之邀,旅居过瑞典两年。但他并不喜欢这个条件太过优越的地方,“像童话一样地在那儿待着”。他抗拒舒适的、单一的、稳定的东西,这些无法令他看到精神的丰富与层次。

他喜欢印度。有一年在印度过年,他在公交车上站了一夜到另一个地方,周身贴合着布满灰尘和汗液的人群。他到达目的地后洗了个澡,坐在瓦拉纳西的屋顶上看着朝阳下金灿灿的恒河,鸟在飞,印度音乐在吹,与昨夜的反差让他心中涌起巨大的幸福感。“你不吃苦的话我觉得你不会得到极乐。”

赵梁并非免于现实问题的困扰。他想创作,但苦于资金和资源的短缺;进入30岁以后,他发现结婚生子和房贷成为同辈追逐的主流,而这并非他的目标。父亲去世,死亡倏然成为生命中必须思考的问题。如何生活,又如何面对死亡?“是不是还要这么所谓的不食人间烟火地漂下去?因为我也会累的,而且我在那个点的时候有点儿玩累了。”

但是,“我的理想跟所有现实的东西完全是(反的),在现实里面我找不到我的空间,我的土壤。”

他开始自我怀疑,而这尤其令他惊惧,在他之前的人生经验里,从来没有过任何自疑。2012年,赵梁去西藏,和一位瑜伽士在雪山里待了二十多天。他们住在三百多年的木屋里,旁边就是悬崖。在静谧洁净的环境中,他感到身体又一次啪啪地打开。这次经历让他再度确认了自己的方向,去感知,去创作。“我觉得我赵梁一辈子就这样了,就一竿子到底,一定是这样的。”

赵梁在最近四年的时间里做了五部舞蹈作品,速度和质量令业内称奇。他处在创作的高峰期,之前十几年的积淀找到了出口,“像火山一样”。很多人告诉他,你赶紧做,这个东西谁也不知道会持续多久。即便目前经费紧张,他也要把所有东西先做出来。

“我的作品就真的是我的老婆、孩子,啥都是。”他说。

现在,他的创作不再像当年在舞团的时候,常常进入感性到魔怔的状态,而是多了理性的层面。他试图锻炼出更强大的自我,来控制这两个维度的感知,以达到随时收放的能力。2012年,在《怪谈》首演后的会谈上,观众请他演“绿色”,他立即舞了一段,甩动过膝长发,沾上舞台上留下的片片羽毛,如春天的柳絮。

“什么样的一段舞是绿色的?”我问。

“我也不知道,你感觉是绿色的它就是绿色的了。”

赵梁并不善于描述细节,或者是不乐意。他不是作家式的创作者,迷恋叙述和自我剖析,他强调感知,并对自己的感知有坚定的信念。他的话语中常常出现抽象的词,这抽象本身是一种距离感。

“是不是任何一种颜色你都可以跳?”

“应该吧。”

赵梁最近的作品是《双下山》,是由昆曲经典改编的舞蹈剧场。小尼姑色和空下山,色与小沙弥本无抛开枷锁,喜结良缘,空却疯癫了。如果前者代表着世俗的和谐,那么后者是极端的自我坚持。赵梁很难说哪个更接近自己,他把自己的两种意愿放大了,放在山上,给予它们肉身,它们就开始自行行动。

 

来源:GQ中国



无觅相关文章插件,快速提升流量